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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那一刻，侄女彭梅魁答不上话。她只是把手里的棉布包放到床头，里面有两套洗过多次的旧衣、一包云南白药，还有半斤冰糖。东西不值钱，可她知道伯伯需要。

　　要说起这封附带八百元的字迹歪斜的信，就得往前拉好几年。1959年庐山会议后，彭德怀被安排在吴家花园“反省”。外界议论如潮，家人却只能隔着高墙猜测。他的侄子侄女在部队、在工厂，谁都不敢表达太多关切。这不是怕，而是无能为力。

　　彭梅魁那年在北京汽车制造厂上夜班，文件传达会上第一次听到批判彭德怀的口号。她愣住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“我得去看看伯伯。”可大门已与她无关。兜兜转转，她靠一纸证明才摸到吴家花园的灰门。门里的人满脸疲惫，却依旧喊出熟悉的乳名，“梅魁，闹啥子哦？”

　　自那以后，周末探望成了默契。彭德怀担心影响侄女，每次都说“别来了，安心上班。”话里带着军人惯有的命令口吻，可目光遮不住欣慰。1960年代初，生活费紧得很，梅魁把工资攒下来买几斤面粉、几双棉袜，他总要记账，连角分都写得一清二楚。

　　时间来到1966年，风向骤变。探视被叫停，信也断了。彭梅魁天天守着收发室，半年都没等到只言片语。1967年夏天，她突然收到一张用旧报纸折的信封，里面是一张薄薄的便条：“我衣服破了，望送两套秋装，并借二十元，急。”落款“彭”，连姓都没写全。她看懂了伯伯的尴尬——笔下透露的不是求助，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自立。

　　之后的几年，他在不同的“学习班”之间被辗转。外人难以得知具体地点，家属更无法探望。直到1973年初，专案组人员通知，“彭德怀胃部出血严重，需住院观察，家属可限时会见一次。”彭梅魁提着简单行李跟车去了301医院。

　　病房里，伯伯消瘦，手却依旧硬朗。他问的第一句话不是病情，而是“厂里忙不忙？工资没降吧？”说完，他示意专案人员把抽屉钥匙递过来，从里面摸出一个旧信封，“我欠你的，今天结清。”她一愣，里面厚厚一沓，是八百元人民银行券。那时普通工人月工资不过四十来块，这笔钱在市面上足够买四十多斤猪肉二百斤鸡蛋，还能添一辆永久牌自行车。

　　侄女不肯收，彭德怀却把信封塞回她手心，“军人欠账要还，规矩。”声音低，却坚持。其实他自己每月生活费不过几十元，大病当前，还要留钱给病友们买针筒、输液管。专案人员在场，他把话挑明，是怕日后“人走账烂”。不得不说，这股子硬气与较真，刻在他骨子里。

　　几天后，他用蓝黑色钢笔在便笺上写下约两百字的信，再三修改，横竖线条抖得厉害。最后一句写道：“以后不麻烦你了。”信封与八百元一起寄出，梅魁收到时泪水决堤，那是她第一次在家人面前失声痛哭。

　　1974年11月29日，彭德怀肠癌恶化，与世长辞。消息极少人知，遗体告别简短得像一次普通火化。骨灰盒被送到成都公墓的一角，没有军号，没有挽词。梅魁申请请假，赶到时只看见一堆尚未冷却的灰烬，她带去的白菊没来得及花圈。

　　1978年，中央正式为彭德怀。那天的追悼大会，梅魁手里仍握着那封信，信纸已发黄，棱角被反复翻折，但八百元她一分未动——这笔钱成了证据，一份关于清白、自尊与亲情的证据。会后，她把钱原封不动地交回彭德怀生前所在部队，理由简单：“欠账已还，不能再欠伯伯。”

　　细究整件事，八百元并非数字游戏，而是一位老兵对纪律的最后守护。即便诸事不公，他仍用自己的方式维护那套曾经相信的准则：欠则偿，有则给，说到做到。对被时代冲撞过的一代军人来说，这比口号要硬，也更让后辈心生敬意。

　　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终止。吴家花园的灰门早已拆除，北京汽车制造厂也换了数次招牌。只是，每当谈及彭德怀，人们总会想起那封薄薄的信和八百元——那是一种极端困境里依旧闪耀的人格光亮，值得被记住。